农村生活方式变迁对春节文化的影响研究

  一定的生活方式必然伴随与之相联系的文化。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 千百年来在农村形成了一套传统而又有特色的春节文化。随着我们国家现代化步伐的加大, 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不断被解构而产生改变, 农村春节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以甘肃省临潭县太平村春节为例, 描述和分析了不同生活方式下的春节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春节文化变迁的重要原因, 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入, 春节文化呈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 一种新型的文化体系开始形成。

  对于节日文化的研究, 一直是众多社会科学学科关注的主题, 尤其以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为最。民俗学以记录和描述节日文化的具体形态为多;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多集中在节日文化的功能及变迁;文学、历史学注重对节日文化语言的研究及其历史演变。“节日一旦形成就会为人们自觉遵循沿用, 并以自身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系统强化其稳定性, 致使一些节日永不失传[1]。”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 节日文化的当代变异已是一个十分普通的现象, 特别是随着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加深, 传统节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节日文化开始走向新的发展方向。就农村节日文化而言, 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这些节日文化的衰落, 也有做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的研究, 但从农村生活方式的变迁去探寻农村节日文化的研究较少。节日是农村社会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农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时, 节日的保护与传承发展已成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节日文化也是农村文化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而, 研究农村节日文化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在农村节日中, 春节是时间跨度最大、最受到关注和重视的节日。作为一个具体的节日, 在概念的界定上, 春节文化要归属于节日文化的范畴。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将文化列为四个大的方面:即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及社会组织。具体到对节日文化的定义上, 高占祥认为:“节日文化是以文化活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氛围为主要表象, 以民族心理、道德伦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为深层底蕴, 以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为时空布局, 以特定主题为活动内容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2]。”结合研究个案的实际情况, 本文所说春节文化指在农村春节期间形成的以民俗活动为基础和特征的传统节日文化, 主要从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社会组织、时间地点、民俗仪式等六个方面进行描述分析。关于春节的时间跨度, 陈连山认为, 春节的时间起于腊八节, 止于元宵节, 也就是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3]。广义的春节时间跨度包括腊八节到元宵节, 狭义的春节时间只指除夕至正月初三。结合研究的主题和调查点的实际情况, 本文春节采用广义上对春节时间的界定, 具体时间上起腊月初八, 下至正月十六。农村生活方式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 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村生活方式指农村居民的全部生活活动方式, 包括劳动、消费、闲暇、宗教生活方式等, 狭义的农村生活方式则特指消费、闲暇生活方式, 本文采用广义上的概念。

  笔者分别于2007年和2017年春节期间在太平村进行田野调查, 本文田野资料基于这两次实地调查。

  太平村位于甘肃省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 行政上归属临潭县羊永乡。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 寒冷、阴湿、四季不分明。羊永乡位于临潭县以东17公里处, 东西与本县流顺乡和长川乡毗连, 南北与卓尼县的城关、大族和申藏三乡接壤。全乡地处山谷地带, 地形起伏较大, 东西宽8公里, 南北长13公里, 总面积53.63平方公里, 海拔在2800米~3122米之间, 气候高寒阴湿, 年无霜期80天左右, 主要农作物是春小麦、洋芋、青稞、豌豆、油菜、胡麻等, 气候寒冷对农作物有一定的影响。

  太平村是羊永乡所辖的一个行政村, 下辖5个自然村, 依次是太平寨、业路、端沟、张旗沟、格谢, 全村有640余户, 2800余人口。该村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文化集合的地区, 居住着汉、回、藏三个民族, 回族、汉族占绝对的人数。村口依山有大庙一座, 称“太平大庙”, 供奉的是明朝著名将领胡大海。村内建有三座寺, 依次为太平东寺、太平西寺、孕南寺。村中央有一个戏场、一座戏楼, 每年正月, 汉族民间社火在此演出。业路有基督教堂一座, 近一半人信奉基督教。每年圣诞节及春节期间, 来自合作、临潭、卓尼及周边乡镇村落以及本村的信众在此举办集会。端沟地势较高, 村头建有庙宇一座, 称“歇马殿”, 里面供奉的是胡大海的木板画像。另外, 太平寨有申家佛堂, 端沟有杨家大佛堂、杨家小佛堂, 张旗沟有申家佛堂, 格谢有安家佛堂1。在五个自然村中, 数太平寨农户最多, 且地势平坦, 交通方便, 饮水便利, 不仅商店有十几家, 且有磨坊、油坊等供当地居民使用。其余各村地势较高, 户数较少, 在交通、饮水等方面不及太平寨。

  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特点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型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 人口流动少, 村落社会结构稳定。农忙与农闲构成了一年中的大致生活节奏, 农事之忙, 是集中解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之忙, 农事之闲, 则是集中满足心理需要的精神生产之忙。春节是农耕文化的产物, 与农村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历了春夏秋的田间劳作, 到了冬季, 人们都闲暇下来, 开始为一年一度的春节做准备。在太平村, 不仅有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活动, 更有富有当地浓郁气息的地方特色活动。

  腊八节主要有两项活动, 一是吃腊八粥, 二是凿冰。腊八粥食材主要以去了皮的青稞为主, 加猪肉、红枣等熬制而成。在腊月初七的晚上熬上, 到第二天早上, 先由家中女性拿一些抹到家中的各个门上以及麦场的碾磨上之后, 全家开始吃腊八粥。凿冰是到干净的水源附近凿一些冰块带回家, 放到柜子、大门、牲畜圈的门上。腊八节是一个家庭层次的节日活动, 家庭主妇做粥, 男子凿冰, 子女帮助父母, 节日的完成需要全家的参与。腊八节主要的意义是庆祝一年的农业收成和家庭的和睦, 感谢门神一年的保佑, 感谢碾磨的功劳。“以前啊, 每家都吃腊八粥、凿冰, 那时候人也比较困难, 过腊八的时候可以好好吃一顿, 很盼望过腊八节3。”

  “腊月二十三, 灶爷要上天”, 农历腊月二十三是祭灶的一天。相传灶爷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监察善恶之神, 会把一家一年来的好和坏如实举报给玉帝。民间对灶爷有谚:受一家香火, 保一家安泰;察一家善恶, 奏一家功过。腊月二十三送灶爷上天称为祭灶, 除夕晚上五更时分接回来称接灶。祭灶时用的物品有:香、黄裱、灶马 (两张) 4、瓦灯、猪头肉、柏香5、黑面饼、小香炉等, 祭灶是在天黑之后, 由家中的长者 (男女均可) 带领全家人到厨房进行。首先将灶爷和灶奶奶的画像贴在锅台上面, 将拴马的灶马一并贴上, 摆上猪头肉、黑面饼, 点燃瓦灯, 由长者点燃香、黄裱, 将香小香炉中, 同时说:“灶爷啊灶爷, 上天之后, 多说的少说, 少说的不说, 民间生活困难, 来年保佑我一家大小平安!”或者说:“上天言好事, 回宫降吉祥!”6祭灶是一个家庭层次的节日活动, 民以食为天, 灶爷对于农民的生活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通过祭灶, 感谢灶爷一年来的庇护和保佑,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腊月三十 (小月二十九) 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 民间称为“除夕”。除夕一天是春节期间节日活动最多的一天, 从早上到午夜时分, 集中了众多的民俗活动, 主要有设中堂、贴春联、烧路纸、打醋汤、吃团圆饭和手把肉、坐五更、接灶神等。

  设中堂由家中年长男性布置。临潭县一带的房屋建筑多采用套间, 中堂通常位于正门之内, 只要进屋, 正对面的就是“中堂”。中堂的布置较为简单, 一张桌子, 约一米左右, 上面放一香炉和一个装了粮食的斗, 斗里面插一牌位, 牌位用黄裱粘成, 上写“天地君亲之位”。从斗上拉两条“长箴”7出来, 垂在供桌前, 供桌上放些熟食、水果、糖等贡品。“中堂”并不是每家都布置, 一般由同辈中年龄最长的直系亲属家设中堂, 别的家庭不设。过春节讲究团圆, 活着的要团圆, 逝去的也要团圆, “中堂”将人们这种美好的愿望符号化, 一方面体现对祖先的怀念, 一方面教育后人的家族观念和孝道之心;贴春联包括贴门神、对联、福字等, 从早上开始, 全家动手布置。这些民俗用品旧时都是请村里比较有文采的先生来写、画, 自己买好红纸, 给先生送一些礼品即可, 所写内容多来自老黄历, 也有自己编写的。太平村的人讲究“逢门就贴”, 家中大门、小门都要贴对联。贴春联按民间说法是驱鬼辟邪, 另一方面也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对于当年家中有人去世的家庭, 贴春联时则用蓝色的纸张, 以示对逝者的悼念;烧路纸又称“接先王”, 在傍晚时分举行, 先由儿童将烧纸的地点打扫干净, 在本家族辈分最大的男性率领下, 到各个烧纸点烧纸, 烧路纸时, 要带上香、黄裱、阴阳水8、柏香、冥币、鞭炮等, 烧路纸是家族层次的活动, 一个点烧完后转入下一个点。烧路纸的主要意义在于给逝去的祖先送钱, 等晚上将灶神接完后, 所有虚拟世界中的“神”才算接完;“打醋汤”是除夕夜一项很有趣的活动。事先准备一把长勺子, 三块破青瓦、柏香末子 (将晒干的柏树弄碎即成) 、一碗清水。灯笼挂起之后, 先将三块破青瓦放在火炉内烧红, 然后挑出放入勺子里面, 在上面洒上柏香末子, 左手拿住勺把, 右手拿清水, 弓下腰, 从堂屋开始, 滴一滴清水, 便冒出许多烟雾来, 熏一段距离, 卧室、客厅、厨房全部熏完为止, 之后将这些用品放在人们一般不去的地方, 除夕晚上, 正月初一、初二晚用三次, 用完放回原地, 等明年再用。此项活动名曰“打醋汤”, 主要用意在于通过烟雾, 驱除邪气, 让家中来年平安无事。

  三天年指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三这几天, 当地人俗称“三天年”。按照民间风俗, 这三天都有规定的民俗活动。“烧早香”是在正月初一早上去太平大庙上香, 每家的男人都要去, 等全体汉族男性到齐之后, 由“提领”9率领, 先“煨桑”, 一边烧纸一边说道:“新年到了, 保佑我们粮食丰收, 平安顺利。”之后, 全部到殿内站成两排, 面对面站着说吉祥话, 彼此祝福, 然后三鞠躬, 集体下山。“烧早香”是一个村落层次的节日活动, 主要意义是能得到神灵的庇护, 新的一年有新的运气。从正月初二开始, 人们就开始拜年, 包括家族内部、家族之间、朋友之间、亲戚之间等, 这一活动从初二开始一直到正月十六才结束。关于拜年的时间安排, 当地有句谚语:初二初四拜长辈, 初七初八拜蛮子。所以, 旧时初七、初八两天是不拜年和走亲戚的。走访亲戚的主要是男性, 女性则在家主持家务, 招待客人。带的礼品主要是手工制品, 如点心、油炸食品等, 条件好的就送一些葡萄干、冰糖、桂圆等, 通过这种方式, 增加人们的联系和友情。上坟是在正月初三早上进行的家族性的节日活动, 带的物品和烧路纸的时候是一样的, 但烧路纸是在村庄内, 上坟必须去祖先的坟地, 以逝去的先后顺序依次拜完为止。

  一般而言, 正月十六已不属于春节的范围, 然而在太平村, 正月十六在当地居民的心中与除夕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当地人称“十六日”。当天, 白土村的社火要来太平村联合演出秦腔大戏, 这一传统已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历史。一些基督教信众、回族群众也来观看当天的演出。社火被当地人称“毛社火”, 由太平村一些喜欢秦腔的村民组成业余剧团, 带有很大的宗教色彩。闲时, 他们集中起来学习训练, 到正月份便扮演出戏, 因为不准女性参与其中, 所以剧中人物无论男女均由男性扮演。演社火一是感谢太平大庙供奉的胡大海对全村人畜庄稼的保佑———酬神;二是给平静的村庄增添喜庆的节日气氛———娱人。“客家先演”是当地社火演出的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第一场戏必须先由白土村来演, 第二场才是太平村的戏, 依次往下。当时上演的剧目主要有《二进宫》《杀庙》《三对面》《拾黄金》《搬兵》等折子戏, 还能演出一些连台本戏, 如《九江口》《麒麟山》等。“社火刚刚在80年代恢复的时候, 人们的热情异常, 不仅白天演, 晚上也演, 当时没有电, 大家都自制油灯做灯光。白天看完戏不回去, 晚上看完之后才回去, 观众相当多, 房上都是人。”10社火是当地春节期间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从正月初四“出信”之后, 先后要赴业路、端沟、白土演出, 并在太平戏台举行恭贺演出。太平社火发展至今, 在形式、内容、规模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但这一文化现象至今被当地业余剧团坚守。当地群众从正月初二开始, 走亲访友, 观看社火、戏曲、歌舞以及各类地方民俗演出。业路基督教堂在春节期间也举行规模不等的聚会。

  “今天我们研究文化发展, 是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来定位的。也就是说, 我们所谈论的社会, 不是一般社会, 而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既是文化研究的语境, 又是文化发展的坐标。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和坐标, 文化发展就会沦为‘空洞的抽象’[4]。”简言之, 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文化均程度不同地打上了“现代”的烙印, 要讨论文化的改变, 必须将之放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来进行。

  建国之后, 农村经过土改, 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 进入生产合作化时代, 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了大的改善。20世纪50年代末“破四旧”时, 当地的民间信仰和家族祭祀受到打击, 五个家族佛堂均被没收, 太平大庙也被拆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宽松的文化政策让许多已经淹没的民俗文化重新出现, 太平大庙重新修建, 家族祭祀恢复, 社火演出如期举行。经历了建国初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 尤其是三年饥饿的考验, 人们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随着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城镇化的开展, 农村里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 春节文化也紧随其后。

  人口的增长, 土地数量的有限以及地产收入的微薄, 靠地发家吃饭的吸引力开始慢慢减退, 人们将眼光投向城市。“打工”由最初是个别贫困户发展成很多村民组团外出的情况, 从最初的只有男性外出到现在女性也加入到了打工的行列, 农忙回家种地, 农闲外出打工, 守着土地靠天吃饭的地位在生活中已经降到了次要位置。多元的经济方式和人们对致富的渴求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劳作方式和时间安排, 农忙时在田间地头, 农闲时在城市务工, 春节时间安排随着时代被不断地压缩和减少, 随之而来的则是众多民俗文化的淡出。笔者在2007年调查时, 太平村还可以排练出秦腔折子戏进行演出, 到2017年时, 春节期间的秦腔演出已经陆续断了好几年, “十六日”的秦腔联合演出已改为邀请业余文艺团进行综艺演出。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村民外出务工, 临近春节才回到家中, 没有排练演出的时间, 而另一方面, 对花费时间精力而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社火演出的兴趣已经淡化。

  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网络信息社会的到来, 现代化的产品和服务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以前只有在过春节才能享用的物质已经走入了日常生活。摩托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靠毛驴、自行车走亲访友的交通方式;腊八粥不再是一锅青稞粥, 而是加了猪肉、白糖等营养品;祭灶时的黑面饼改为点心;人们对饺子和排骨的盼望指数较之以往低了很多;拜年走亲戚时带的自制礼品如今都是从市场上购买;烟花爆竹开始走进寻常家庭;自制的黄酒已经没有人做, 商店的商品种类足以满足一个家庭的购物需要;迅速发展的网购和快递业务更是受到青年一代的青睐。在精神资料匮乏、娱乐设施落后、闲暇生活贫乏的年代, 拥有一台收音机已经是极大的富有, 随着现代化的传播媒体的普及, 电视、VCD、家庭影院等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 尤其是网络和手机时代的开启, 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人们的闲暇生活, 也成为人们了解外界、获取信息的主要窗口。同时, 新型科学技术工具的使用增加了日常生活中的交际频率, 使得春节期间的人际互动期盼指数随之下降。闲暇生活的改善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也深刻影响着传统节日, 春节期间的社火演出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太平村社火主要是秦腔, 但都是经过村民的再创造而成的, 无论从组织、化装、乐队, 还是演出内容都具有很大的业余性和宗教性。人们从电视、电脑、手机上欣赏到高水准的戏曲艺术表演之后, 对这种民间演出已无多大兴趣, 以前那种人山人海观看秦腔演出的场面已经不复存在。演员们以前演戏是为了获得神的恩赐, 当这种依附观念松弛时, 他们不再尽心尽力去讨神的欢心。近年来, 太平村每年都会邀请附近村社的业余文艺团来助兴演出, 包含了流行歌曲、民族舞蹈、儿童舞蹈、小品等艺术形式, 观众人数众多, 演出深受欢迎, 本村戏曲演出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成为一种历史记忆。

  太平大庙中供奉的是明朝著名开国将领胡大海。据当地老人讲, 太平村的祖先都是明朝时候开发疆土从南京等地迁来的, 迁的时候将本家族供奉的“家神”一并带来, 如杨家的爷、天神, 申家的十二位天将等等, “文革”中均遭到破坏, 文革结束后才得以恢复。每年春节时, 按民俗规定, 家中男性都去太平大庙进香。随着人们职业的多元、思想观念的改变, 对村落地方神的依附开始松弛, 一些神事仪式已经从村庄和家庭中淡出。据笔者观察, 正月初一早上去太平大庙的人不到三十人;元宵节晚上在太平大庙参加游灯仪式的寥寥十几个人;由于社火的参加人数逐年减少, 为了保障社火队的阵势和规模, 青苗会按户摊派人数, 点名不到的予以罚款。20世纪初期基督教传入太平村, 迄今为止, 业路村将近一半的村民已经脱离了民间信仰转而信奉基督教, 听牧师讲《圣经》、唱赞美诗等已成为他们春节期间重要的安排, 从而从原来以民间信仰为特征的春节文化体系中脱离出来。

  随着农村结构性层面生活方式的改变, 春节文化也随之发生改变。电的使用、交通的改善使得原来封闭的村庄开始与外界大规模接触, 人口流动急剧增加, 农业经济方式的主体地位不断下降。信息传播媒体的不断更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人际交往、休闲娱乐及思想认识等诸多方面, 诞生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春节文化体系在现代化的情境中被不断解构。许多传统春节民俗已经被尘封, 留下的仅有腊八、祭灶、除夕等继续延续, 广场舞、歌舞晚会等逐渐成为春节期间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现象;从仪式上来说, 过去复杂、讲究的仪式变得简单而随意;从家庭和村落层次来看, 集中性和凝聚性的文化特征逐步向分散性和个体性发展, 全家族的集体性活动难得一见。“文化既然是人类适应客观环境的一种手段, 当客观环境改变时, 文化自然也会随之改变。在人类历史上, 文化的变迁大部分是被动、盲目的进行的, 但是随着人们对于自然界和社会认识的深入, 也就逐渐掌握了文化变迁的规律,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 人类可以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文化以适应新的情况[5]。”通过分析农村里的生活方式变迁对春节文化的影响, 对比现状与传统, 可以看出, 随着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城镇化的推进, 部分传统春节民俗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入, 春节文化呈现出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一种新型的文化体系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