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周总理签名骗走银行20万36岁男子制造新中国第一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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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3月18日晚上，北京市李广桥南街，远处的暮色中，驶来一辆自行车，自行车铃声非常急促，一直不断，骑得是摇摇晃晃。

  在临近南街三号王家的时候，自行车停了下来，昏黄的灯光下，只见自行车后座上，驮了两麻袋的沉重物品。一个身穿藏青色中山装的青年男子神色慌张，左瞅右看地推着这辆自行车走进了王家大门。

  1960年3月27日，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总理办公室通知，一个化名为“赵全一”的骗子，伪造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骗取了整整20万元现金，而受骗的，竟然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发生在1960年3月18日星期五下午5点半，北京西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个身穿呢子大衣的男子，急匆匆的走到了行长秘书办公室，听到急促的叩门声，秘书抬起了头，还没有来得及说话，这名男子就表明了来意。

  说完，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年轻的秘书，接过信封，只见信封的右下角上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间写着“急件”字样。秘书按照流程签收文件后，让对方签上了名字，就目送这位男子离开。

  对方走后，秘书不敢怠慢，拿着信封送往行长办公室，此时行长恰巧不在，秘书就急忙拿着信件送给了正在值班的银行计划研究局王兰副局长的办公室。

  王兰副局长，接过信封，发现信封上，还印了一行醒目的文字：“速送，限下午5点40分送到”。

  副局长一看时间，就赶紧的拆开了信封，打开后他的神色马上就紧张起来，他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不能下班，因为他眼前的急件是一封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公函。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指示，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做才能够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为避免资本主义郭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2、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一些3、七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交赵全一收。

  望着着熟悉而又洒脱的签名，王局长对这一违反的常规做法，产生已一丝的疑惑：周总理的批示，自然是要特事特办，但是这么大一笔款项，为什么没有通过财政部，从国库拨款给办公厅，而是直接下达命令要求人民银行提供？

  可是周总理的签名，他不止看了一次，十分熟悉，他抬起手，看了一下手表，心头不由一紧，距离限定的交款时间仅剩下一个小时，时间紧迫，刻不容缓。

  20万元，数目如此之大，放至今日数额达到千万之多，再加上有明确的要求，他迅速的拨通了电话，向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局下达指令：“半小时内，无比准备好20万元现金，要旧钞！”

  当对方提及手续的时候，王兰副局长说到：这是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来不及了，你们先准备，过一会儿计划研究局给你们下正式通知。

  正当王兰局长准备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办公室的电话突然想起来，王所长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询问银行是否收到交办件，如果收到，一定要抓紧办，接到这个催办电话，他的心终于落下来了。

  他又立即催促人民银行总行，和北京分行的，抓紧时间将两麻袋的现金速速送往民族饭店。

  钱被抬进民族饭店的时候，整好是7点整，走进饭店，银行人员走向服务台，询问：“请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在哪里？”

  这时候，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突然从站起来一个人，身穿藏青色呢子装，黑色的呢子裤子，他走进服务台说：“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把？款子带来了吗？”

  工作人员拿到收条一看，发现是一张边条，上面也没有加盖任何公章，仅凭这个简易的收条，银行人员是不可能办理交接手续的，于是他们要求确认赵全一的身份，并且让他提供带公章的手续。

  这时候，赵全一不紧不慢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这封信这样写道：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前去往你行洽取捐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这下，有介绍信，也有专用章，银行的心算是踏实了，还特意的叮嘱赵全一说：“，以后收条上面也要加盖个公章，手续才算是更齐全，毕竟这是一笔巨款，一旦出了问题，我们没办法交代。”

  赵全一理解地说“事出从急，着急用钱，收条来不及回去盖章了，要不你们把介绍信和收条都带回去把。”

  银行人员拿着介绍信和收条，这才放心的把钱交给了对方，一行人转身就离开了。

  事情办得很是顺利，王副局长觉得没耽误大事，心情也放松下来，但是，他们没想到，这笔钱没再次出现在所谓的西藏讲经会上，而是连同这个叫赵全一的人，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中。

  1960年3月21日，星期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早早来到单位，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就是这笔20万巨款的落实问题。

  曹行长打通了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询问上周五支出的那笔巨款该如何下账，接电话的是周总理的秘书，听到曹行长的报告后，感觉到很意外，他在电话里明确的告诉曹菊如，总理没有做过这样的批示。

  总理办公室也没有一个叫赵全一的这个人，总经理办公室的人当即就发现了“没这个人，也没这个事”。

  曹菊如惊呆了，他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产生了错觉，连忙问道：“什么，您说总理没有做过这样的批示？没有赵全一这个人？”

  秘书又一次的回答了他的问题，曹菊如的额头不停的冒出汗珠，怎么有人如此的胆大包天，竟然敢伪造总经理办公室的报告和总经理的亲笔批示，标准信封以及那鲜红的大印又怎么能轻易的伪造出来。

  他赶紧将收到的函件取出来，仔细的查看，实在是看不出半点破绽，一切都显得真实无误。

  银行所有人在那一刻都惊呆了，很明显，这是一桩重大的诈骗案。中国人民银行迅速报了案。

  20万，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大概30块，1960年是自然灾害最重的三年之一，20万当时就是天文数字，

  公函，批示，信封，收条，全部都是伪造的，周总理得知此事之后，非常的生气：“马上给我接通杨奇清的电话，让他来破这个案子”。

  杨奇清，湖南平江人，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是一面超级盾牌，有效地保障了以及中央的安全，案件发生时，杨奇清正在读书班学习，接到通知，他火速的赶回西花厅。

  周总理很是重视这件事，觉得罪犯以他的名义诈骗银行，如果不迅速破案，就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国务院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出现这种事情。案件交给杨奇清后，周总理给他规定了破案的期限，10天。

  3月27日夜晚，杨奇清连夜听取了案情的汇报，杨奇清坚决的服从总理的安排，拼了命也要把案子破了。

  第一路，深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去调查，找到所有与罪犯嫌疑人接触过的人，调查他的体貌特征。

  第二路，去往民族饭店，调查与所有收款人有过接触的人，了解那个叫赵全一的人所有的细节，与此同时，派人封锁所有从民族饭店发散出去的交通路线，出京路口，邮局，防止赃款转移。

  第三路，把涉及到这起诈骗案的所有物证送往技术鉴定部分，重点从伪造的笔迹上寻找突破口。

  经过调查取证，发现，去往银行送文件，以及在民族饭店取款的是同一人，三十来岁，身高一米七左右，不胖也不瘦，北方口音，确定这些后，立即就向当时的北京700多万人散布了信息，号召人民群众协助公安机关的侦破工作。

  转眼间，距离总理规定的破案时间已经过去四天了，案件还是没有一点的进展，杨奇清也有点着急了。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技术鉴别判定部门传来了消息，他们找到了案子的重要突破口，嫌疑犯开具的收条，有一个细节，嫌疑犯，把收到人的名字赵全一写成了赵金一，

  警方认为这个错误除了表明当时特狠紧张以外，还有就是赵全一不是犯罪分子的真名，因为及时在紧张人们也不会写错自己的名字。收条上另一个疑点就是“币”字，写的很怪异，上边是一个人，下面是“巾”

  这个“币”字的简写就是收条上的这个“币”，这种写法，是会计部门和财务接触的人员才会这样书写。

  随后北京市公安技术鉴别判定部门，对嫌疑犯伪造的信封和信纸进行了化验，结果发现这个信封是1959年印制的，很多单位都用，信封上的字是擦掉了从新写上去的，但是，无法检验出原来的字是什么字。

  信封上没有突破口，技术人员就从犯罪分子使用的墨水入手，经查，这么多东西的牌子、年份和生产厂商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寻找踪迹。

  但是这样的墨水和印油使用的人太多了，很普及，所以这个线索也没有使用价值，案件忽然就断了线索一样，警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很快，峰回路转，警方的另一个侦破战线上，线索就像雪片一样涌来，这个月底某一天，有个电车的售票员向北京市公安局反映情况说：“上午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这个人的相貌，年龄，都和公布的犯罪分子相貌特征相似，情绪也不正常，不敢看人，长吁短叹，下了车就走进了外贸部。”

  这个消息迅速就引起了刑侦部门的警觉，因为这一线索，恰巧同技术鉴别判定部门发现的另一条线索不谋而合。

  时任政务院秘书厅档案科的科长吴空发现，伪造的批示信纸种发现了不同的一点，这个信纸是15行横格纸，右端是两道装订线的痕迹，装订线缝中的团案被鉴定专家称为“鱼尾纹”。

  从1956年实行公文由直排改为横排后，市场上就不再发行这种中缝带有“鱼尾纹”的纸张，只有国家机关内部使用，这说明犯罪分子，很可能就隐藏在机关单位内部。

  1960年4月1日傍晚，吴空科长，就带领档案科全部工作人员，进行排查，排查存档在国务院的文件信纸，在当时，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各个部委，都是自己印刷公文纸，所以，线索就接上了。

  有一个人猛地发现，这个纸张和这个假的批示文件纸张，很像，这个纸张就是外贸部的。

  由于外贸部人员众多，逐一检查就会打草惊蛇，如何能迅速并且不声张的锁定嫌疑犯呢？

  看笔记！专案组把外贸部工作人员的档案提了出来，通过笔迹的对比，锁定了嫌疑犯。

  同时，外贸部保卫科科长送来了一份档案，这个档案让犯罪分子终于浮出水面。发现了这个重大线索，专案人员即紧张又兴奋，大家屏住呼吸，一页一页的翻看档案内容。

  一张登记表上的字，赫然映入眼帘，档案上清楚的写着姓名，王倬又名王连生，笔名金雄。

  他的笔迹和犯罪嫌疑人的笔迹一致，专案组组长，杨奇清立即下令对王倬做出详细的调查。王倬，36岁，1984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到了北平，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过一个月的收发员兼会计。

  1952年底，被调任到外贸局出口局工作。事后同事说，他平时很少与人说话，最近几周明显的有些不对劲。

  3月18日这天，他没有来上班，请假说他给母亲看病，但是专案组去了医院调查后，这一天，王倬并没有带着母亲来医院看病。

  杨奇清知道后，并没有立马抓人，因为钱不知去向，有没有同伙也不确定，200斤的赃款，难道是他一个人运走的吗？专案组对王倬进行了密切监察。

  心里有鬼，草木皆兵。王倬此时因害怕正在烧钱。3月24日一天早上，李广桥南街，炊烟袅袅，家家户户做早饭，但是，王倬家也生起了炉子，但是他家的炉子里冒出来的是一股股的大黑烟。伴随着一股刺鼻的的油墨烧焦的味道。

  原来，3月18日晚上，王倬把人民币运回家后，他的母亲就一直担惊受怕，尤其是全北京都在抓捕赵全一的活动，更让母子俩心惊肉跳，两人就决定把赃款烧了，白天黑夜连着烧。

  由于时间紧迫，银行只给了王倬15万的十元旧币，其余都是1元2元，和5块面值，烧着，烧着，邻居就发现他家有点不太正常。

  专案组，把王倬家倒出来的煤灰仔细的检查了一遍，从里边搜寻出来了6张残片，这就是被骗的赃款。

  事不宜迟，必须阻止王倬烧毁国家的财产。杨奇清下令逮捕王倬，并在他办公室锁着的抽屉中找到了作案用的铁板和蜡烛等作案工具，黑色的笔记本缺了一页，正好和收到条的痕迹吻合。

  一部分搜查员，直奔王倬家，搜索赃款，民警郝继民翻墙进去，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把们打开了，几个人进去后，直奔房间，灯绳一开，直接就摁着了王倬。

  但是，王倬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专案组也没有搜到赃款，这就有点棘手了，这个人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了。

  现在最有效的证据就是查获赃款，在搜索过程中，法制科科长，白平，注意到王倬的母亲，他很是慌张，时不时用眼睛注视着门外厕所的方向。

  侦察人员立即对王倬母亲注视的方向进行搜查，果不其然，挖出了一捆一捆的人民币，一共是十九万一千元。

  审讯室里，审讯员得知钱已经被找到，就说：“你埋得并不深啊”，王倬的心理防线被攻破了，把自己的罪行交代的清清楚楚，他秘密准备了两年的工作，最后还是纸包不住火。

  但是王倬并没有动用一分钱，还是靠着工资生活，没有显露出任何特别之处，但是还是落入了法网，亲笔写下了犯罪的动机和手段，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圈套。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王倬终究是被逮捕。1960年4月5日上午，杨奇清亲自去王倬家查看，嘱托办案人员留好物证。回到办公室后，让秘书打通了的专线，他亲自的向周总理汇报了这次抓捕行动。

  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他的母亲因包庇和帮助反革命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至此，新中国第一起诈骗案结束。

  王倬落得如此，和他的母亲张可民脱不了干系，由于早年守寡，她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希望儿子发大财，出人头地，经常对王倬念叨：“宁养贼子，不养痴儿”，不明是非的教育，真的是可以把人推向万丈深渊。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时至今日，不管犯罪分子手段何其高明，公安机关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敢触碰法律底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