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厕所里的保洁阿姨没有休息的权利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想来谈谈最近引发了热议的一个劳动群体——保洁员。

　　三月初，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了一张照片，那是厕所尽头的一个隔间，一个约一平米的狭窄拥挤的空间里，便池被纸板盖住了，旁边有一张椅子，水杯、饭盒等日用品和清洁工具摆放在一起，挤得满满当当，墙上还挂着两件外套……据该网友称，这是一位保洁阿姨的临时休息场所。

　　作为城市运转重要的一份子，保洁员们穿梭在写字楼、商场等公共场所，辛勤地维持着公共空间的整洁，却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休息室，只能蜷缩在阴暗狭小的空间内，终日和拖把、便池为邻。

　　“保安有保安室，为什么保洁阿姨没有专门的休息室？”这一现象令无数年轻人愤慨，也将“保洁阿姨休息室”的议题推至公共视野中。

　　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们纷纷加入“寻找保洁阿姨休息室”的队列，更多类似的场景被不断曝光。

　　随着讨论的声量慢慢的变大，人们逐渐发现，“保洁阿姨休息室”或许只是这一群体困境最表层的一环。正如《我的母亲做保洁》的作者张小满所说，“保洁员权利的根本不在于需要一个‘休息室’，而是有正当休息的权利，以及提高单位时间薪水”。

　　《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中，作者张小满提到，她的母亲春香从老家陕西来到深圳做保洁，曾在四个地方打过工。然而，她发现，无论是商场还是写字楼，都没有所谓的“保洁休息室”。

　　《钱江晚报》曾在杭州一家写字楼采访过保洁阿姨王姐。王姐的休息室也由厕所隔间改造而成，几个泡沫箱拼凑成一张小床，她干完活，会在这里坐着休息，有时候中午也可以眯一会儿。这个小小的角落，已经令她知足，“这里干完活能自己待着，蛮好”。

　　在王姐看来，能有这样一间“休息室”已经算是不错的情况。按照大多数商场的规定，厕所工具间只能用来摆放清洁工具，不能用于个人休息。连这样一个隔间都没有的保洁阿姨们，只能寻觅一些无人的角落休息，比如楼梯间的步行通道，楼梯的拐角处或者污洗间，甚至是靠着马桶睡一会儿。

　　《南方人物周刊》曾采访过两个大学里的保洁员，她们的工作从早上5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

　　通常情况下，她们会提前二十分钟到岗，并设计好自己一天的行动路线：早上要把桌椅全部恢复原样，并收拾前一晚遗留的垃圾；吃完早饭后，开始打扫厕所，但经常“打扫完这个，另一个又脏了”；“拖地”分为“大拖”和“小拖”，前者需要提着一桶水边走边拖，一天四次，后者没有定数，哪脏了就拖哪；此外，她们要随时保证厕所有纸，随时擦洗手池，确保没有污渍、积水和头发……这样的工作，一周要重复七天。所谓的“休息日”，不过是找个人代岗。

　　被投诉，是保洁人员最害怕遇到的状况。《我的母亲做保洁》中这样写道：“上午9点，当写字楼的白领们来到工位，开启一天的工作，保洁员们的工作已完成了大半。接下来，他们要保证的便是不要被‘投诉’，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来回走动，不断擦拭，处理‘污染’现场。”

　　换句话说，即便有些地方为保洁员们提供了休息间，她们依然只能在负责区域就近休息，因为她们随时随地都要与源源不断的脏污和投诉作斗争。

　　由于大多数商场、地铁、写字楼等公共场所的“保洁标准”都较为笼统，通常只有四个字“保持干净”，这背后的劳动无法估量，几乎需要保洁们员随时待命。

　　商场经常会派专人查岗，为了不被罚款，保洁员们原本就短暂的休息时间被一再压缩，“只敢在洗拖把的时候离开几分钟，怕有人查，没人的话随时会罚款”。

　　《湖南日报》的记者看出，地下停车场的一角，成了保洁员们的就餐区，她们只能站着或蹲着吃饭

　　保洁工作虽常被视为“低技术上的含金量”，但其强度却被严重低估。他们不但需要日均弯腰数百次，还需要一次性搬运数十公斤垃圾，频繁接触化学清洁剂……工作负担远比大众想象中更重。

　　在一则“北京朝阳太古里保洁”的招聘启事里，早班的保洁员需要从早7点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还要负责石材结晶翻新、地毯清洗、地板打蜡、瓷砖养护等等各项工作。

　　正如张小满所说，“保洁员是商场的隐形人，被安置在边缘位置。商场对洁净近乎病态的追求，建立在对她们个人时间的极度剥夺之上”。

　　作为城市运转和公共卫生的“隐形守护者”，保洁员往往要为真正制造脏污的“隐形者”担责，却又在资源分配中被迫“隐形”。

　　去年，呼和浩特白塔机场的一名保洁人员曾在机场母婴室吃午饭，一位想要喂奶的母亲将视频传上网络，随后这名保洁人员被开除。保洁员们努力捍卫着社会的文明，却屡遭“文明人”歧视。

　　家政保洁被视为“被就业市场抛弃”的50多岁女性最后的容身之地。互联网家政平台“阿姨来了”发布的《2023年阿姨年鉴》显示，40岁以上的在岗阿姨占比高达86%。这些人因学历、年龄限制选择这份工作，多数为外包公司雇员，却因劳动关系不稳定，在劳动权益中处于弱势。

　　一些企业认为，“保洁工作流动性大，无需固定休息区”，同时为降低成本，常常忽视休息空间的配置。当她们被挤压到厕所隔间，在各种隐秘的犄角旮旯中挣扎求生，终于退无可退，这才被看见了。

　　《The Rest of World》去年采访了 104 名东南亚和南美地区的网约车司机、送货员和清洁工，发现大量存在于“城市缝隙”里的从业者都没有稳定的休息空间，“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被禁止进入商场和餐馆等公共场所休息”。

　　休息室不仅是一间房子，它代表着劳动者的尊严和基本权益。大家之所以对“保洁阿姨没有休息室”如此愤怒，不仅是对保洁员的声援，更是对“劳动尊严”这一基本权利的呼吁。

　　保洁员多为农村中年女性，没有社会保障，靠双手在大城市打拼。无数年轻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不希望自己母亲也被逼到这种地步”，“为保洁阿姨发声就是为自己母亲发声”。

　　一些年轻人也能从保洁员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虽然教师有办公室，白领有格子间，但有一天，格子间的“牛马”们发现，格子间和厕所隔间，其实没什么不同，我们都困在系统中。这是一个由权力主导的折叠系统，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边缘化，成为那个不被看见的隐形人。

　　某种程度上，厕所隔间的照片击穿了大众“眼不见为净”的冷漠。当写字楼被打扫得光鲜亮丽，而保洁员们却只能蜷缩在连窗户都没有的厕所隔间内，这种巨大的落差，加剧了普通人的不忍和自责，也唤醒了大家对于“公平”二字的追求。

　　网上流传着一个对“保洁阿姨休息室”的畅想：配置24小时热水和能加热的微波炉、带锁的储物柜、带软垫的折叠床，有充电插座和医药箱……愿望很美好，但想要落实，并不容易。

　　我国劳动法虽然规定，“企业应当提供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劳动条件”，但如何定义“安全卫生”，以及其中是否包含合理的休息场所，并无细则。因此，劳动法对这个群体的工作环境保障，仍存在模糊地带。

　　华东政法大学学生江亦心曾亲眼见到，保洁员会在电门箱后休息，对保洁员的境遇心疼不已。她给校长信箱写了一封建议信，要求在校园内设立保洁专属休息室。信件发出几天后，该校在女生公寓的一层设立了一间保洁就餐室，里面配备了饮水机、微波炉、桌椅等必需品。

　　除了华东政法大学以外，部分企业和机构也开始重视保洁员的休息空间问题，并为保洁员们设立专门的休息室。

　　据《央视新闻》最新报道，上海闵行区去年在全区建了 200多座“公厕环卫职工休息室”，北京东城区启动了“暖心驿站”，计划为环卫工人建设驿站空间；武汉地铁站不但有保洁人员单独的工具间，还可以和地铁工作人员一起共享休息室……

　　在互联网上，你能看到很多年轻人自发安利带有保洁员休息室的商场，并声称只去类似的场所消费，以此驱使商场改革。

　　当然，这场讨论的意义，远不止于物理空间的改善，更重要的是，长期被忽视的劳动者群体终于被“看见”了。

　　“保洁员休息室”事件发酵于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妇女节”本身就是曾经不被看见的女性长期抗争的结果。

　　在1908年的美国，妇女地位低下，不允许参加工会，不允许投票，每天工作14个小时之后。3月8日，纽约市的15000名妇女走上街头，要求缩短上班时间、提高工资以及获得选举权。这次发声也成为现代妇女节的直接源头。

　　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有明天》中，底层女性迪莉娅的生活被框定在一间逼仄的房子里，深受丈夫及其父亲的压迫。结尾时，她没选逃跑，而是将代表自己意志的选票投入选票箱。

　　那是人类历史上，女性拥有发声权的重要时刻——1946年，意大利女性首次拥有了选举权，89%的妇女都参加了那一年的全民公投。那次发声真实地改变了历史，意大利女性第一次在政治上站到了和男性平等的位置上。

　　曾几何时，“月经”还是个不可说的敏感词，女生们常常用“姨妈”、“例假”代指。而如今，卫生巾早已不用再装到黑塑料袋里，洗手间等公共场所开始有了“卫生巾互助盒”。

　　在农村，“外嫁女没有土地”、“离婚就失权”等现象长期存在，妇女们为此进行了漫长的抗争。而今年，政协委员蒋胜男提出的“农村女性权益保护提案”终于通过，被写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并于五月一日开始实施。

　　“保洁休息室”事件发酵后，张小满曾把网友们的建议发给母亲春香看。母亲回了她五个字，“做梦吧，女子”。

　　但张小满认为，我们要在悲观中保持乐观，“要相信‘保洁员应该有一间休息室’的权利争取是正当的，且应该被实现”。

　　1、《vista氢商业》：“坐在马桶上午睡，吃饭挨着拖把”，为什么保洁阿姨没有休息室？

　　总个公司上班最早的是保洁，唯独不给提供早餐，夏天，厕所，楼梯间没空调，一轮卫生下来，全身是汗，只有保洁休息室没空调，保洁最底层人群，最不被尊重的人群，又是离不开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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